我在博文《那年我得罪了主管局》里说过，我曾因为写批评稿件得罪了主管局。这之后我基本不写批评稿件了。不是我没有勇气和牺牲精神，而是此时整个环境已经不允许你写批评稿件，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者已经无能为力了。

       怎么办？眼见我们的工作存在着不足却不能规劝，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记者你能甘心吗？别人不知道，我是总不甘心的。

      于是我便热衷于写内参。我负责文化报道，我所写的内参涉及的内容都是和文化有关的。时隔20多年了，还有两篇内参内容深深印在脑海里。

一篇是关于农村文化活动室的内参。那时地区文化局开会说，全区农村有90%以上的村屯都建立了文化活动室并配备有图书和文化活动设施。于是我就怀着对农村文化活动进行一番认真探究和总经的心情，专门挑了一个比较富裕的镇，也是我的出生地西岗子镇进行采访。接待我采访的是西岗子镇文化站站长、上海知青宫敏。听名字，我以为他是一位女性，见面才知道这是一位面目清秀、中等身材的男子汉。

     宫站长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全镇真正建立文化活动室村屯不过40%，而且目前基本上都不活动了。”为了验证事实真相，为了公平公正，我吃住都不在镇里，而是在军分区卫生队，那里的队长、副队长就是我在《我的那些军人兄弟》博文里提到的“冯队长和刘队长”。他们给我提供了自行车和食宿的地方。于是我开始骑着自行车到老青屯、坤河、老站、杨树屯等村屯实地查访文化活动室。那里的农民不会弄虚作假，他们不遮遮掩掩，没有就是没有。他们说得也干脆：“弄那个玩意耽误正事，庄稼人哪有那心思！”是的，这些还在为温饱而忍受屈辱和痛苦奋斗的农民，吃饱肚子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义，用他们的话来说“文化活动能管活命吗”？

    带着尴尬的心情我回到了报社，我知道这是不能写新闻稿件的。但我不能放弃这个采访素材，于是就一蹴而就写了篇《农村文化活动室见闻》内参。报社领导把它分送给了地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和行署专员和主管文教的秘书长。

    几天后，西岗子镇文化站的上级区文化局于副局长给我打电话，满腹不高兴：“什么话你不能和我说，干嘛要捅到上面，多大事呀，让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宣传部长批转你的内参。”这时我才知道我写的内参被党政一把手和新闻最高官都签署意见转发下面了。当然少不了地区文化局：“你有必要把这么一点小事弄得让书记、专员和部长都费心，太小题大做了。”

       仅凭他们的态度，我就知道，我的内参算是白写了。领导再重视，解决问题也要通过下面这些主管局做工作。

过了不到半年，区文化局打电话邀我再去村屯采访文化活动室。我知道他们已经做了精心安排，于是我不给他们作秀的机会，婉言拒绝了。

    另一篇内参写得是一个县评剧团的事。经济改革风起云涌，文化事业却越来越枯萎，这是当时令人难过的事情。我们当地一个县评剧团几年里演不了一出戏，剧团人心涣散，演员们工资经常开不了，知识分子补贴也发不了。散不了，活难受，令人揪心。我把这种情况写内参反映给了地委、行署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很快有关部门就做出了决定，根据实际情况将评剧团做了全面改制，将大部演员根据他们的自身条件分流到县行政和事业单位，解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也切实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定。后来他们看到我，都表示我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我始终认为，一个记者不仅仅是社会的歌者、质疑者，而更应是建设者，记者是一个有着独特身份的社会丑陋的批判者、建立社会公平、正义体系的呐喊者、通过迷雾而戳穿假象的新生活的歌颂者。

      而当一切你都做不到时，你觉得你还有必要当一名记者吗？